得那个读完《大卫·科波菲尔》的炎热夏日。但是我与大卫、艾米丽、斯提弗斯和朵拉的交流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我与他们对话并与他们共存，就像我现在依然与母亲对话那样。

对于《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我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怀念他们——因为我从不需要和他们说再见。这些角色不会离开我，我也不会离开他们。《大卫·科波菲尔》直到今天还陪伴着我：大卫·科波菲尔这个角色，以及他折射到生活中的那些我所认识的大卫。

大卫们在我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思议的作用。诚然，大约五十年前大卫是个很流行的名字，可以排在第二位。我小学所在的班级里有四个大卫。我是唯一的威尔（Will）。直到现在我也不愿意用人口学或是偶然事件来解释这一现象。

我交到的第一个最好的朋友名字就叫大卫。我们在幼儿园认识，上学的时候形影不离，连续好几年的周六都轮流去对方家里过夜，一起去夏令营，并且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他和他的妻子邀请我做他们其中一个孩子的教父，并以我的名字给另一个孩子取名。尽管我们分别住在美国东、西海岸，但是每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我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他们。

我写了一本书，收录了与一位名叫大卫的朋友的往来邮件。

我丈夫也叫大卫。

还有大卫·拜耳。我是在1980年9月刚上大学后不久和他相识的。我们住在相邻的套房。虽然我也很喜欢我的室友，但是却没能和他们建立深厚的感情。至少在我看来，我和他们不太协调。大卫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于是我们发现了彼此。

现在，通过不停地拍照片、更新博客，让我们能够在多年之后通过这些记录找到第一次遇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那些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人的时刻。在我以前的那几代人都更擅长写日记，正因如此，过去的几百年里人们将自己的印象通过打印机记录下来。不过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我并不能确定遇见大卫·拜耳的那一天。

不过我还清楚地记得，开学后的一天，校长向新生讲话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