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喜欢马特·狄龙（Matt Dillon）。

我们对书籍的态度也是如此。我们都为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作品疯狂。但是大卫最喜欢的是小说《单身男子》（A Single Man ），而我则为他的回忆录《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着迷。大卫·拜耳也喜欢《大卫·科波菲尔》，和我一样，他喜欢这本书的初始原因是斯提弗斯和年轻的主人公之间的友谊。不过他认为朵拉之死被过度描写，而我却一直为这个场景心如刀割。正如我说的，他有着愤世嫉俗的一面。要去接受一个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对任何人都并非易事。大卫并不像我那样爱着朵拉。他认为她愚蠢得不可救药，而且她对她丈夫的爱有点让人厌烦。不过我们对待艾米丽的态度十分一致，我们都毫无保留地疯狂地爱她。

毕业之后，我搬到了香港。（我一时兴起，申请了去那里学习和教课的奖学金，不过没有成功。我的兴致更高了，决定自费去那里并成为一名记者。我做了几个月的临时秘书，攒够了买单程票的钱。）大卫·拜耳去了纽约找他的男朋友，并为一名建筑师工作，他攒钱想要去建筑学校，拯救所爱的城市。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我们通信并给对方寄明信片。不过大卫在纽约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长信都无法把它们说清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开始用油布的边角在一些区域拼凑“小地毯”。随着这些作品越来越多，它们出现在了报纸的报道上。大卫开始和纽约下东区的作家和画家交往，像涂鸦艺术家那样为城市带来了艺术景观。他答应要来看我，不过要等他攒些钱、等他生活节奏慢一些、等他的申请完成之后。大二结束后的暑假，还有我中途回家更新六个月的香港工作签证时，都和大卫一起快活地旅行。我们承诺彼此，以后找机会还要一起旅行，就选在便宜些的亚洲。

1986年的一天，我身在香港，起床时觉得精神百倍。那是个星期六。我外出完成采访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