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作家死去时，她或他写过的作品也一并死去。

我第一次知道艾滋病是在《纽约时报》1981年7月3日的一篇文章上。我将满十九岁，刚读完大学第一年。那篇文章的标题是“41名同性恋患罕见癌症”。吓人。但不是很吓人。我是说，毕竟只有41个人。

所以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太多。下一年，我休学了一阵子。在本应该是大三秋季学期时去洛杉矶（Los Angelas）电视业寻找名声和财富。我做过临时秘书、英语代课老师和一部电视剧的制片助理，最后我找到一份为某导演当私人秘书的工作。他需要一个可以打字和开车的人。我开车的技术可一点都比不上打字。事实上，是糟透了。但他好像不在乎。

当时我二十岁，独自生活在洛杉矶，生活有些放纵。我有一群热闹非凡的伙伴，我们夜夜在一个叫主脉的酒吧聚会，然后去一号工作室（他家的格言是“为了八十年代”）跳舞。在醉人的节拍下，通常放的是戴安娜·罗斯 [1] （Diana Ross）的《肌肉》（Muscels），哈泽尔·迪恩 [2] （Hazell Dean）的《寻找》（Searching ），唐娜·莎曼 [3] （Donna Summer）的《独立国》（State of Independence ），托妮·罗勒 [4] （Toni Basil）的《米奇》（Mickey ）和霍尔与奥兹 [5] （Hall & Oates）的《食人者》（Maneater ），我们聚在一起，跳舞聊天。这是鱼龙混杂的一群人：一个有偷窃癖和一头及肩金发的男孩；一个我崇拜的帅气舞者（他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他的胸肌可以夹住一支铅笔；舞者情绪无常的室友，他有一种恶毒的幽默感——这只是我的一小部分伙伴。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厮混在一起，却好像从来不需要买酒客套：他们就这么出现了。在我们的小团伙里有一个长相英俊、性格温和叫爱德华的家伙。我和爱德华并没有特别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