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的很多其他事件一样。”她写道，这些故事和人们在她离开后写下来或口述的类似故事，成了她自己的记忆。

然而，正如这些故事变成她自己的故事一样，她阅读和教给年轻女性的故事也变成了她们自己的故事。《洛丽塔》和《包法利夫人》和她们读过的波斯经典作品一样，成了这些年轻女性的故事的一部分。

在最后，我们了解了部分女性的故事。有些移民去了加拿大、美洲和英国。其中三个继续在德黑兰见面了一段时间，讨论弗吉利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写“电影、诗歌和她们作为女性的生活”。

在她写作的时候，伊朗发生了些变化。但是，无疑这些年轻女性的生活改变了——变化源自于她们读过的书和有过的讨论。至于她们读过的书有没有拯救她们，你得问问她们才行。

“然而自那时候起，伊朗开始发生变化了，”一位学者告诉我，“不是因为制度变得更善良更温和了，而是因为人民——尤其是妇女，年轻一代的妇女，以及投入的积极分子——不断通过在公共场合及私下质疑和违反规则给制度施压。”

自纳菲西讨论期间起，已经有两波革命运动。“是的，他们失败了，或者被打压了，”这位学者解释道，“但是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影响了伊朗人民如今生活、阅读以及在公共场合和私下表现的方式。”

我经常在改变或拯救你的生命书单中看到《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它是其中的一本。我向认识的每一个人推荐这本书，特别是怀疑老师、作家、书籍能带来影响的人。

读了纳菲西促使我寻找其他伊朗现代作家，将我带向其他作家，如莎纳许·帕西普尔（Shahrnush Parsipur）和穆罕默德·道拉塔巴蒂（Mahmoud Dowlatabadi）。他们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就像纳菲西为她的学生打开大门一样。她还鼓舞我多读一些纳博科夫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