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闷枯燥的几个小时加油。浪费在排队上的宝贵时间本可以用来搜查电子档案。我应该像平时一样，用那个噼啪作响的咖啡机，咖啡渣随之会漂浮在马克杯上。

“我也是这么和学校讲的。”马特说。“学校”其实是我们的托儿所，我们三个较小的孩子白天都在那里度过。但是自从卢克三个月大起，我们就开始叫它学校。我读过文章说这样有助于缓解过渡期的焦虑，减轻因每天离弃孩子八小时、十小时而产生的内疚感。其实并没有减轻，但是可能是老习惯难改了吧。

电话另一边的马特又顿了一会儿，我听到凯莱布咿咿呀呀的声音。我听着，知道马特也在听。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条件反射般地倾听。但依然只能听到一些元音，没有辅音。

“我知道今天本该是个大日子……”马特终于说话了，声音却越来越弱。我已经习惯了他的声音这样渐渐变弱，他在开放线路电话里经常闪烁其词。因而我总假想有人在窃听。俄罗斯人？或是中国人？出现问题时，学校首先给马特打电话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我宁愿让他先过滤一些孩子的个人信息，以免被“敌人”听到。

可以说我是有些妄想症，或许也正是中情局（CIA）反情报分析员的职业病。

但是其实，马特了解的大概也就这么多。他不知道我一直都在尝试查获一个俄罗斯潜伏特工网络，但尚未取得任何成果，也不知道我设计了一种算法，来识别机密项目组成员。他只知道为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他知道我就要揭晓最近两年的辛苦工作能否得到回报，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得到晋升，我们一家人都迫切需要这次晋升。

“是的，唉。”我说着，前后挪动着鼠标，盯着“雅典娜”加载，光标变成了计时器的形状。“今天凯莱布的预约检查才是重要的事情。”

我的目光又落到工位隔间墙上的那幅明亮的蜡笔画上。埃拉画的我们一家人，火柴棍一样的胳膊和腿直直地戳在六张圆圆的笑脸上。卢克的画稍微复杂一些，画的是一个人，头发、衣服和鞋子上都胡乱地涂着厚厚的颜色。上面还有加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