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我知道自己在访问机密隔离情报。是的，我知道自己不能披露这些信息，否则就要遭受长久的牢狱之灾。好，好，好。赶紧把情报给我吧。

“就在这里了。”奥马尔说。我记得他在旁边，我用眼角余光扫了他一眼。他有意看向别处，躲开屏幕，不看我的隐私。“我能感觉到。”

“希望吧。”我嘟哝着。我确实是这样希望的，但是内心很紧张。这种方法是一场赌博。一场豪赌。我建立了一个间谍管理者档案：受教育机构、专业和学历、银行信息以及在俄罗斯国内外的旅行记录。根据这些总结出一种算法，找出五个最接近这种模型的个体，即潜在的嫌疑人。

结果前四个都是错的，现在这个程序已成砧板上的鱼肉了。一切都押在尤里身上。他的电脑，五号，是最难潜入的，也是我认为最有机会的一个。

“即使不是，”奥马尔说，“你所做的也是谁都没做过的。你接近真相了。”

将潜伏间谍管理者作为目标是一种新做法。多年来，中情局一直试图直接搜寻潜伏间谍，但是这些间谍潜伏得很好，几乎不可能找到。这个组织的设计就是要避免潜伏间谍与其管理者之外的人联络，即便是与管理者的联络也极少。中情局一直将关注点放在间谍首脑身上，他们负责监管间谍管理者，他们身在莫斯科，直接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对外情报局对接。

“光接近是没用的。”我轻声说，“这你比谁都清楚。”

大概在我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奥马尔还是个很有干劲儿的新探员。他提出一项新倡议，邀请盘踞已久的潜伏间谍“摆脱孤苦的境况”来自首，换取赦免的机会。他的理由呢？至少会有一些潜伏间谍希望将做掩护的身份变成现实，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从被策反的潜伏间谍那里了解足够多的情报，进而渗透整个情报网。

这项计划在暗中展开，不到一周就有一个叫德米特雷的男人不期而至。他说自己是中层间谍管理者，并提供了一些关于组织的情报，这恰好印证了我们已经了解的信息——像他这样的间谍管理者每人负责管理五名潜伏间谍；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