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不见的手拉着合拢起来，大门始终紧闭着。

最后，我在内税部找了个无聊的办公室文书工作，身边的同事都是些毫无野心的人，这是底层的生活方式，但薪水足够我在拉格伦路上租一套公寓，这里在都柏林算是稍微不错的地段。搬家并没有费太多工夫。我的家当只有一只破旧的行李箱，还有一个垃圾袋，装着我的杯盘碗碟和收音机。再有就是那个上了锁的木箱子，钥匙就在我的衣兜里。

我的新家比从前的还要小，不过选地方最重要的原则，除了地段、地段，还是地段。我平时主要吃豆子、鸡蛋和茶，节衣缩食一年之后，每年夏天我都会跟从前的老朋友们聚在一起出去旅行。我对大家隐瞒了我的工作，谎称自己正在外交使节行列中奋力争取上游。都是我的虚荣心在作祟。

1982年年初，我陷入了情绪低潮。我花了七年时间，终于从文书的职位上升一级成了书记官，可这只是因为有人死了腾出了位子。我受够了这种穷得叮当响的日子，受够了一天到晚伪装，受够了我自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似乎注定要继续承受这样的痛苦。没有人能救我。我无法控制自己混乱的思绪，突然想起了那个曾经有机会能拯救我，却被我杀死的人。我想起了那位善良的老先生和那个男孩，那时候我周围都是正直体面的人，我也曾经有过改变命运的可能。在我房间衣柜顶上，那个箱子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对我发出了召唤。

这些年里，我好几次差点扔掉那些皮封本，想着这样能减轻我的罪恶感。可我始终没有。这样做将会是一种亵渎。他们代表着某种美好的东西，某种被我摧毁却又最需要的东西。我无法解释这种需要，至少在当时还不能。那一夜，在那个痛苦的时刻，我只想让自己再回味一次那种美好。

我颤抖着双手，打开了那个箱子。我再次阅读了那些故事。总共有二十二篇，有些已经被我整齐地打印了出来贴在皮封本里，还有一些是用颤抖的手蘸着墨水写在零散的纸张上的，都被我小心翼翼地夹在了本子里。在那之后，我一连一个星期都没有睡觉，后来是在几瓶廉价红酒的帮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