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的脸颊。我悲哀地看到，操劳和忧郁现在已经在那儿如此明显地刻下了凹痕。我等着，指望着他会说些什么至少让我理解的话；可是他的手现在放在下巴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他正在思考。我发现他的手看上去和他的脸一样瘦。我心里涌起了一阵也许是不必要的怜悯；我感动得说：“但愿黛安娜和玛丽能来跟你一起生活；你孤零零地一个人太糟了；而你又太不顾自己的身体。”

“哪里，”他说；“必要的时候我还是会照料自己的。我现在身体很好。你看出我有什么不好？”

这些话是用一种毫不在乎、心不在焉的漠然态度说出来的，这表明我的关心，至少在他看来，是完全多余的。这使我沉默了。

他的手指还在上嘴唇上慢慢地移动，他的眼睛还出神地凝视着亮闪闪的炉栅；我觉得必须马上说些什么，就立即问他是不是感到门那儿有冷风吹来，门就在他背后。

“没有，没有！”他简短而又有点烦躁地回答。

“好吧，”我想，“你不愿谈话，你就沉默吧；我现在就不管你，我就再看我的书。”

所以我剪了烛芯，重新再看《玛米昂》。不一会，他动了一下；我的眼睛立刻给他的动作吸引过去；他只是掏出一个摩洛哥皮的皮夹，从里面拿出一封信，他默默地看了，把它折起来，放回去，又沉思起来。有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固定物在我面前，要想看书是徒然的；而且在我不耐烦的心情中，我也不同意这样沉默下去；他要是愿意的话，尽可以阻止我，我可要说说话。

“你最近收到黛安娜和玛丽的信吗？”

“只有一星期以前给你看的那封，这以后，再没收到过信。”

“你自己的安排，没作什么改变吧？不会叫你比你预料的更早离开英国吧？”

“我怕不会，真的；这种机会太好了，不会落到我头上。”到现在为止，谈话一直不顺利，我就转变了话题——我想到可以谈谈学校和我的学生。

“玛丽·加勒特的母亲，身体好了一点儿；玛丽今天早上又来上课了；下星期，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