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我看上去像生了病，希望陪我到海滨去。圣约翰反对这种说法；他说我不需要娱乐，我需要工作；我目前的生活太漫无目的，我需要一个目标；我想，他是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才把我的兴都斯坦语课拉得更长，而且更迫切地要我把它学好；而我，却像个傻瓜，从没想到过反抗他——我不能反抗他。

某一天，我来读书的时候，情绪比往常更低沉；这个低潮是因为过于强烈地感到失望造成的；汉娜早上告诉我说我有一封信，我下楼去取信，几乎肯定，那渴望已久的消息终于来到了，可是我发现的只是布里格斯写来的关于事务的一张无关紧要的便条。这个痛苦的挫折叫我流下了眼泪；这会儿我坐在那儿对着一个印度作家的难懂的词句和丰富的比喻，我又热泪盈眶了。

圣约翰把我叫到他身边去朗读；在试图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声音不听使唤；词句在啜泣中消失了。客厅里只有他和我两人；黛安娜在休憩室里练习音乐，玛丽在园子里栽培花木——那是一个很好的五月天气，天空晴朗，阳光灿烂，微风和煦。我的同伴对我这种情绪没表示惊异，也没问我是什么原因；他只是说：“我们等几分钟吧，简，等你平静一点再念。”我赶紧抑制这感情的爆发，他却镇静、耐心地坐着，靠在书桌上，就像医生用科学眼光观察病人疾病中一个意料中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危险那样。我把啜泣压了下去，擦擦眼睛，喃喃地表示那天早上身体不很好；然后重新工作，终于把它完成了。圣约翰收起我的和他的书，锁上书桌，说道：“现在，简，你去散步吧；和我一起去。”

“我去叫黛安娜和玛丽。”

“不。今天早上，我只要一个同伴，这个同伴必须是你；去穿戴好；从厨房门出去；沿着通到泽谷尽头的那条路走，我一会儿就来。”

我不知道有什么折衷的办法；在跟和我自己的性格相反的独断严酷的性格打交道的时候，在绝对服从和坚决反抗之间，我一生中从来不知道有什么折衷的办法。我总是忠实地绝对服从，一直到爆发，变为坚决反抗为止，有时还是带着火山般的猛烈爆发的。目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