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部分，药剂阻碍了我的思维。

终于，这奇怪的制度进行了几天之后，弗朗索瓦兹，那个我在蒙特勒伊见过的女教员来了。社会健康指导机构就是我的监护人，她过来把我带回中心。离开之前，护士给了她我要服用的药物清单：硫利达嗪和三种药片。自从来到精神病科，这些药物我每天都要服用三次。医嘱很明确：要继续治疗，每周看一次神经科医生。

与神经科医生的会面每次都在沉默中进行，三次预约之后我就不再去了。对于药片，我也很快明白该怎么办了。弗朗索瓦兹第一次给我药时，我在吃完后立即伸出了舌头，就像在医院里学的那样。“不用了，我相信你。”她对我说。此时此刻，我明白了这个鬼脸是为了让护士确定你已经吞下了药物。很显然，为了让大脑运转起来，我决定背叛弗朗索瓦兹的信任。我只要假装吞下这些可恶的药，然后把它们扔进垃圾箱里就行了。中心不止我一个人吃药。早晨，所有女孩都离开房间下楼，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新的一天从在弗朗索瓦兹那儿领药开始。我们进了她的办公室，她把药递给我们，数了10，20，30，40，50滴的硫利达嗪，把它们滴进一只多莱斯玻璃杯中。之后，一旦她转过身去给别的女孩准备玻璃杯，我就把这五十滴硫利达嗪倒进她办公桌旁边的绿植中。至于药片，我会像仓鼠一样把它们藏在腮帮里，过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再把它们吐出来。

弗朗索瓦兹当然没那么容易受骗。当我向她宣布想要结束和精神病医生的会面后，她甚至不想尝试着说服我。我有所好转，这显而易见。但可悲的是癫痫并没有消失。我又要发病了；我的额头上很快就会被贴上精神病医院的标签。这个标签让我经历了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

出院后不久，我就见到了来探望我的姐姐莫瑞斯特。我们去公共大厅聊了聊。我们已经失去联系很多年了。即使住在博比尼时，我也见不到她。她其实就在那儿，跟我同处于那间充满着不幸的公寓中。但我们俩的生活是分离的，从来见不到对方。她是怎么找到我的？社会工作人员或许跟我父亲取得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