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每天给我送早饭的护士被她的一位同事拦了下来。“不，不行！她今天早上不吃东西！”她说。过了一会，医生让我躺在了一个很奇怪、很窄、很硬的床上，没有枕头也没有围栏。我的周围是一堆从来没见过的仪器。一位护士俯身朝向我，把床每个边上的栏杆展开，有我肩膀那么高。之后，她抓起我的右手腕，用带子固定在栏杆上。另一只手也一样。最后，她在我的臂弯处输液。他们到底在对我做什么？我在这干吗，被钉在十字架上？“她准备好了吗？”一个刚进屋的医生问道。护士于是走向一个小柜子。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皮网放在我头上，在下巴处扎紧。“张开嘴！”她命令我。我的牙齿间于是多了一根缠了纱布的棍子。我一点都不懂他们准备干吗。但我的大脑已经无法反抗了。突然，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一片漆黑。

醒来时，我又回到了自己神经科的房间。我失去意识多久了？一小时？一天？一星期？我浑身酸痛，头晕眼花。我的大脑还在运转，但我觉得什么都丢了。“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儿？”“那我的女儿们，她们都叫什么？”

内心的空洞让我眩晕，很快又被可怕的焦躁感填补了。如果阿尔茨海默病也像这样，那可真是地狱一般，是永无止境地惊恐发作。我觉得自己真得快被逼疯了。突然，我听到了走廊里有护士询问我的消息：“那个接受电击疗法的病人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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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致使我又回到了医院？把我的小玛丽接回家后，我确实面对着复杂的情况。在医院时，为了避免她把导管拽下来，她的小手被绑在了病床上，这幅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发誓再也不把你绑起来了。我于是必须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监视着，如果她把管子拽下来，我就给放回去。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导管插到气管里，这样会引发窒息。为了避免任何危险，我夜里每半小时都定了闹钟，以确保没有问题。如果对此不管不顾我当然可以睡得更好。我也可以把闹钟间隔定得久一点。但我不想再让她去特鲁索医院的急诊室。这是出于自尊心。我想要向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