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的热情。还是在这期间，1929年，刚刚获得耶鲁博士学位的晏阳初，毕业第二天，就应募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的身份，远涉重洋，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战场。那里有二十多万华工，挖战壕、救伤员，被称作“苦力”。

亲近接触，晏阳初第一次意识到这些“苦力”并非天生愚笨，目不识丁，而是因为从未有过受教育识字之机会。晏阳初决心教华工识字。他用白话文形式编写《华工周报》，每天授课。其间，他曾收到一封华工来信，信中称他为“晏先生大人”：“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

这封信几乎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我重新认识‘苦力’，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摆脱自身命运的努力。苦力教育了我！”晏阳初立志不做官，不发财，不为文人学士效力，把终生献给劳苦大众，做好名副其实的“平民先生大人”。

两年后回国，晏阳初放弃唾手可得的名利和大城市生活，来到离北京四百公里的河北定县，展开实验性平民教育。随晏阳初前往的，是一批留洋回来的博士，阵容非常豪华：瞿菊农（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陈筑山（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哈佛大学戏剧学博士）、冯锐（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傅保琛（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陆燮均（威斯康星大学博士）、陈志潜（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即便在今日，这份名单也实属壮观。

通过“定县实验”，晏阳初更加确信，中国农民自古以来患有四大病症，愚、贫、弱、私，平民教育就是培养人们的知识力、健康力、生产力、组织力，来战胜四大顽疾。他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基本涵盖四大类：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留洋博士们把乡村当作社会实验室，开办农民学校，教村民们识字遣词，学科学，改良农业技术，创办农民报，建立广播电台，开展农民戏剧，上演诗歌朗诵民谣演唱等——难以想象，八十年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