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文章悼念的夏先生，是作为教育家的夏先生。选择这一角度进行描写，是作者与逝者的关系使然，也是出于作者的精心选择。

作者有意提到了老教育家的诨名——“夏木瓜”，但并无任何不尊敬的意思，因为这个诨名的得来是由于夏先生“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看似严厉，实则大有君子之风。那么，能拥有这个诨号，恰是夏先生的光荣。

文章接着举出了几件故事来充实这一诨号的内涵，还用李叔同先生做对比，这样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李先生的教育是“爸爸的教育”，而夏先生的教育是“妈妈的教育”——也就是“爱的教育”。

由学校扩大到人世，文章又写到了夏先生的“多忧善愁”。因为他是一个热爱朋友、热爱国家、热爱生活的人，家事、国事、天下事无不挂心。夏先生的忧愁，是他的“爱的教育”的升华。

夏先生心中有大爱。这种大爱让文章所有琐屑的细节都有了意义。唯其琐屑，才更有意义。这是散文家的功力。 我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才迁到，接得夏丏尊老师逝世的消息。记得三年前，我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得弘一法师往生的电报。我所敬爱的两位教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我早已确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确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样。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违教，快要再见，而终于不得再见！真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犹忆二十六年秋，卢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像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我回头对他发笑。因为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