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好战的一些文明中，如中世纪的西欧和武家政权下的日本，也发展出了高明的武术技巧，如果不是它们的历史远比中国为之短暂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文明中也将发展出高级的武学。但对于印度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这个现象耐人寻味。诚然，在印度也可以列出一长串的战争。但印度的长期分裂并没有像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诸国混战”时代一样，催生出对于统一的迫切需求。这或许是因为热带的地理环境并不像中国的大河农业区一样需要中央集权政府的统一管理。相对而言，酷暑的煎熬令印度人成为了更为虔诚的宗教民族。他们在内心世界追求和梵天合一的最高境界。在印度，高度发展的自我反思的心灵哲学确实催生了武学的某些基本形态，如瑜伽术。但是非世俗化的宗教文化和和平主义的盛行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在3世纪以后，佛教将这些武学的基本元素带到了中国，譬如特别是菩提达摩（Bodhidharma）在中国北方的传教，印度的内省哲学和中国本土的武术元素相结合，就带来了中国武学的重大突破。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中讨论这一问题。

一个有趣的悖论是，发展武学所需要的第二条件“文明的长寿命”和条件三“军事冲突的普遍和频繁”某种意义上是相互矛盾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特别是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战争——往往会对文明本身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西方人熟知642年阿拉伯人焚毁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事件，并常常对后者进行尖刻的指责。但是同一时期的西欧文明毁灭的情形更加惨不忍睹，在5世纪蛮族入侵的浪潮过后，整个西欧已经没有人懂得希腊文，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正确使用拉丁文。只有通过阿拉伯译本的中介，西方人才在几个世纪后再次寻回了部分古典世界的知识成就。

类似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在中国文明中。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中国内战中，项羽将军在推翻秦帝国后，焚烧了存放大量手抄书籍的阿房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文明断裂。甚至若干最为重要的经典也一度或永久失传； 554年，在中国南北分裂的时代，战败的南方皇帝萧绎（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