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的人应该被打上文身方便辨认；全国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所有艾滋病人都应该被隔离。当时那种恐怖的氛围实在难以描述。医院拒收到了大门口的将死之人。那些幸运进了医院大门的人通常也不会有人来给他们送饭——食物被放在病房门口。在街上人们纷纷避开有可见伤口的人，他们在工作上也常常遭拒。遭受这样待遇的还有那些只是“看起来”或是“行为举止”像同性恋的人。

这种疾病肆虐了我大学最后两年。我举办了募捐活动，去新成立的纽黑文艾滋病项目（AIDS Project New Haven）做志愿者，每周离开校园一两个晚上为他们的热线做志愿者。在没有任何让人安心的信息可供分享时，让打电话的人安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肯定感觉不到有任何安慰的效果。我在脑子里做过统计。每个患病的人都正在死去。比如爱德华。他死了。我还和很多其他人在一起过，在洛杉矶以及没到洛杉矶之前（即使在十八岁“正式”出柜之前，我一直都过得很放纵）。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病了。

我觉得自己可能活不过三十岁，甚至是二十五岁。我内心还充满了一种恐惧，也许是我在无意中让其他人染上了这种病，这种恐惧是如此强烈，我只跟人分享过一次，我对大卫·贝尔说过，至此再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大卫是少数几个我可以交心的人；他也有同样的恐惧。

那段时间在大学里的生活很离奇：白天我主要在食堂和课堂里待着，当时同伴们最大的担心是某个考试能不能过，某篇论文能不能及时交，或是能不能在某场戏里拿下一个角色；而大部分晚上和周末时间，我都在和正在死去的年轻人聊天。

志愿工作是我暂缓恐慌的办法。

所以在纽约度假时我也自愿参加了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以下简称为GMHC）——偶尔为那些无法出门的人带食物，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热线上。热线在曼哈顿切尔西街区附近一栋褐石建筑里的一间小房间里运行。我当时的日常是：白天做临时秘书；然后在一家叫切尔西厨房的店里买一份墨西哥玉米煎饼；然后一边大口吞煎饼一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