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原来勒德分子也不是勒德分子，他们也不是那么的反对机械设备，而只是抗议失业罢了，这样就很好理解了）。

我发现我的智能手机十分诱人，以各种方式令我的生活变得更轻松，还提供了充分的谈资。我不需要记事，这些信息就在那儿，存在我的备份大脑里。我是快速适应者，也是个很早接受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我非常希望用最新的手机来展示自己是如何经营生活的。

但我开始相信，这是一种很疯狂的表现，它令我们本末倒置。

我不禁想起脸书上我那些孤独的朋友们，我担心他们现在为了抵御孤独所做的一切反而会令孤独加剧。紧随每一个多巴胺分子爆发而来的是一个微小的多巴胺后遗症。当大脑发现我们渴求的联系根本没有实际发生的话，我们会变得有点郁郁寡欢。那种感觉就像你想在餐厅点一道爱吃的菜并且立马这样做时，却被告知这道菜刚刚沽清，你只能点别的了。先扬——他们有柠檬酥皮派，后抑——但不是给你的。我们的科技带来与人联系的幻象，但这并非真正的联系。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准确地预见了我们当今世界的大致情况。

在《1984》里，奥威尔描述了我们的英雄温斯顿（Winston），无论走到哪里都被大哥和他的口号笼罩：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他从口袋里掏出25美分硬币，就是那上面，同样的口号用细小的字母刻在上面，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那个大哥头像。”

温斯顿生活在持续的监视中，但他敢写日记和思考人生，这两种犯罪都可能被处死。一些监视是通过电视屏幕完成的，奥威尔写道：“他想起电视屏幕和它那不眠之耳，它们可以日夜窥视你，但是如果你可以保持头脑清醒，你是可以击败它们的。”其余的监视器则是你周边的人，坐在温斯顿工作的咖啡店里，当他发现一名深色头发的女子正看着他时，他感到“一阵恐怖”。他以前见过她。“她为什么要观察他？为什么眼神一直跟着他？”他尝试想起，当他抵达咖啡店且争论她是否是警察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