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后组织的班级的故事。她邀请了七名学生，全是女性，每周四到她家讨论文学。她写道：“讨论的主题是小说和现实的关系。”纳菲西和她的学生阅读经典波斯作品[《一千零一夜》（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和西方文学[《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后来，她们读了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及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她们确实读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洛丽塔》（Lolita ）。纳菲西是一名近期发表了纳博科夫相关书籍的学者，所以她们读纳博科夫的作品也很自然。

纳菲西确实意识到用《洛丽塔》来教育革命后伊朗的年轻女性可能有点奇怪。她写道：“我让你想象我们，想象我们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本关于一个男人为了占有和迷惑一名十二岁女孩，间接导致她母亲夏洛特（Charlotte）的死亡，并诱骗她做了两年情人。你被迷惑了吗？为什么是《洛丽塔》？为什么《洛丽塔》在德黑兰？”

很快我们便知晓了答案。

纳菲西向她的学生解释《洛丽塔》这本书“与极权主义视角格格不入”。她与年轻女性讲述小说中“残活的蝴蝶”的强大，探索“受害人与看守人之间不正当的亲密关系”。但是在某一天，她的一个学生，密特拉（Mitra）问了一个问题，让她停了短短一天。

“密特拉一边伸手拿糕点，一边问了一个困扰她多时的问题。为什么像《洛丽塔》和《包法利夫人》——这类哀伤、悲剧的故事——会让我们快乐呢？阅读一些不好的事情时感到快乐难道不是罪过吗？如果我们是在报纸上读到或者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会有相同的感觉吗？如果我们写下我们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生活，会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