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三个小时就要被抽血或是输液。很明显，我病得很重。但我真的幸福极了！每天晚上，护士们都温柔地与我交谈，问我是不是好一些了，需要什么，我一整天都有人照顾。我什么都不怕了，觉得自己落入了一只温暖的茧中，把迄今为止这个世界对待我的种种恶意都挡在了外面。几天之后，我看到一个男人推着一个带轮子的桌子朝我这边走来。我很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奇怪的装备叫作“担架床”。他和另一个同事一言不发，掀起了我的被子，抓住床单的四角，把我转移到了他们的推车上。穿过走廊，拐了很多弯之后，他们打开了一个空房间的门。房间的中央有个铁床，还有个白色的搪瓷床头柜。他们同样娴熟地把我从担架转移到了床上。我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墙是黄色的，到处开裂。我这时听到了莎伏安艾克的声音，还有她的东欧口音。“小女孩来了吗？”她问担架员。她进了我的房间，胳膊下面夹着干净的床单。她重新铺好了我的床，对我笑道：“看着吧，你在这里会很好的。”我很喜欢她的亲切态度，但我一点都不确定她说的是否是真的。想到要一个人待在这个屋子里，我就不太高兴。在大厅里，噪音折磨着我的大脑，但我至少不觉得冷清。于是，在她离开之前，我鼓起勇气问道：“请您别把门关上可以吗？”“当然可以！”她回答我，依然笑容满面。从这天起，我的门就总是开着的。如果看到门要被关上了，莎伏安艾克就会用手抵着把它打开。这位女士就是我的守护天使，她从天而降就是为了治愈我，照顾我，甚至让我能够面对未来。

住进这个新房间的第一晚，熄灯后，我看到棕色的小虫子从地板里出来，往墙上爬。我望着它们，同时在想天花板上有什么吸引它们。为了打发时间，我在脑海里想象着一场赛跑，打赌它们中的一个会先到达天花板。在20世纪60年代末，医院的病房里还没有屏幕，我就靠身边有的东西自娱自乐，比如这些蟑螂。

一天清早，我有了第一批访客。是妇科医生夫妇，我为他们工作了几星期。“您好啊，怎么样了？”她问我。我挺好的。好吧，可能并不是“挺好”，但无论如何，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