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可以避免做出无效可疑的动作，还可以保持罩衣的干净。因为药水都被手帕吸收了，这很难被发现。

渐渐地，我找回了自己的理智。我的大脑慢慢摆脱了化学作用。我的身体也解放了。我感觉到大脑接受命令和做出相应行动之间的反应时间正在缩短。我的动作又变得流畅起来。我甚至恢复了反射反应。但我要注意，要想回归正常生活，最重要的策略是要让医生们相信我的状态没有一丁点儿变化。在他们看来，要想康复，病人需要变得完全没有情绪波动。所以为了不引发他们的怀疑，我在拆麻布时会假装手臂仍然笨重。由于药物还会影响语言系统，我故意一边组织语言一边缓慢地说话，总而言之，我在演戏。

晚上没人时，我会在房间里练习正常说话，而不是结结巴巴地说。我意识到词语从我口中说出，顺序正确，并没有太多困难。我也注意我的动作。最可信的练习就是在厕所里。如果我能够一下子就起身，不用拉墙上的扶手，就证明一切正常。为什么在卫生间？因为我确信这里是唯一一个没有别人的地方。我观察到自己一天天地进步。我正在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或许我可以成功找回自己的母亲身份。我满怀希望。

一天早晨，我注意到有比平常多的医生。他们正在护士的办公室里讨论着什么。我决定试试运气。我非常平静地走向主任医生——几个星期前，我看到他同我姐姐交谈。我声音清晰地对他说：“您好先生，我想跟您谈谈。”她还没转向我这边，就有一个护士站到我们中间让我回房间去。我面不改色，依旧礼貌地重复道：“拜托了，我想跟您谈谈。”这一次，他终于赏光看了我一眼，从头到脚地打量了我几秒钟，对我说：“我们会处理的……”意思很明确：他听到了我说的话，但一点都不想向病人的任性让步。回到房间后，我坐在床上，痛苦地快把眼泪流干了。我在脚下铺垫的计策正在塌陷。更糟糕的是，医生一定明白我不会再吃药了。他们很快就会给我打针了。

但就在午餐前，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年轻医生进了我的房间。“您想见医生？”他对我说。突然，我觉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