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被邀请参加圣西蒙十字医院的一位老同事的生日会。这是我回归生活后第一次出去参加聚会。我觉得自己还没恢复最佳状态。为了不出差错，我尽可能地让自己不被注意到，但有人过来拍我的肩膀。

“好啊，弗朗丝。你在这干吗呢？”

雅克，我根本没想到有一天会再见到他。他以前也在医院工作，是厨师。如果有病人需要特殊的餐食，无盐或无麸质，就要去找他。但在当时，我还很逃避有男性在身边。六年过去了，他怎么还能记得我的名字？这真感人。

1985年初，我的处境还很艰难。刚从白房子医院出院几星期，我还没找到工作。我必须重新开始照看孩子的工作才能付房租。莫瑞斯特离开了我们的公寓。更糟糕的是，我还要努力重获女儿们的信任——她们一定是听说了关于我的各种流言。回去之后，我的小玛丽冲进了我的怀抱里。但另外两个大女儿却和我保持距离。上帝啊，这让我太难过了。我不知道她们还爱不爱我，这种猜忌撕扯着我的心。答应参加这个生日晚会也多少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要重新学会微笑，但我表现得特别拘谨。

我甚至不能用“你”来称呼这位老同事。“您现在做什么？”他露出悲伤的神色，开始给我讲他所有的困难。“我去阿尔及利亚工作了几周，可是出了场严重的车祸。”他一边跟我讲一边用手指尖敲打着左腿，听起来像是空心塑料。“我的腿被截肢了，只能装上假肢走路。”上帝啊，这个男人看起来真是伤心极了。“最糟糕的是我妻子也因此离开了我。”他补充道，“她接受不了我的残疾。我于是流落街头，只能去女儿家住。”我开始很温和地对待他。这真是个可怜人。因为少了一条腿就抛弃他，这可真卑鄙。

一月份，我又在家里接收了很多爸妈出去工作的小孩。我的两居室公寓又重新被改造成了游戏房，到处都是小汽车和娃娃。有时候，我对自己说要是公寓再大一点也不能算奢侈。自从桑德里娜出生后，我每年都会递交低租金住房申请。但从来没得到回音。一天晚上，小埃利的妈妈问我：“你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