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松开我的头发，坐下来：“我们是在谈论我，还是你？从我个人来说，我不在乎是否所有情况都能顺利发展，但我不会因为各种假如而放弃尝试。”

我一句挖苦的话也想不出来。相反，我靠过去吻了他：“我会特别想念你的。”

“我也会想你。但你已经知道了。”他又吻了我，然后说，“治疗以后你打算做什么？”

那时会发生什么呢？陷入思索的我大脑一片空白。突然，我不再是和我的情郎坐在加勒比海的一间咖啡厅，而是在纽约寒冷潮湿的街道行走，看着无数张陌生人的脸。我在为自己并不喜欢的岗位填写无数求职申请。人力资源部的人或是电脑程序将筛选总结我的申请结果，认为我并没有使用正确有力的动词来展现我无尽的才华与抱负。

我的约会对象一个比一个糟糕，城市里小于五十岁且有资格跟我约会的男人比树林里的象齿啄木鸟还稀有，而单身女性们远比我年轻貌美，比我健康，这样的女人像蚂蚁群似的扎堆存在。以前所有的预想中很难涉及的可能性是，在未来，我还活着。即便是那样，我还是漂泊着，孤独着。

“我不是应该享受当下吗？”我问夏洛。

“一针见血。就目前来看，这似乎是个不错的时机，至少开始思考什么能够让你开心。”

我认为自己给了他一个灿烂的微笑：“让我来想想。”

我确实想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更多的黑咖啡和玛优卡面包卷，更多的海边漫步和原生态公园远足。最后一节西班牙语课上，米拉格罗斯从旅游相关的词汇讲起，逐渐发展到以多种方式辱骂酒鬼，这让我们俩喝得酩酊大醉。确切地说，大部分时候，我都在思索假如真能幸存下来，我到底想要什么。

曾经最想要的是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甚至比做汤姆·米勒的妻子还要渴望做一位母亲，尤其是想有个女儿，名字随我母亲叫夏洛特（当然若是个儿子，我也同样开心，而且他肯定不介意被叫作夏洛特）。

但这并没有在汤姆和我之间成为现实，即便多年来我们不断努力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