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原载于1929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11号。

作者是带着一种惭愧的口吻悼念好友伯豪的。他说：“他那时候虽然只有十七八岁，已具有深刻冷静的脑筋，与卓绝不凡的志向，处处见得他是一个头脑清楚而个性强明的少年。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所以文章在回忆两人交往时，时刻不忘拿自己来和好友对比，而不是只泛泛地讲对方怎么怎么样。这样作者选择事例就有了一个标准，而文章也就有了一个主线。不掩人善，这也说明作者的谦虚。

但是伯豪的求学之路还是终止了。作者惋惜自己“少了一个私淑的同学，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惧而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学校的反感，对于同学的嫌恶，和对于学生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

但是伯豪在社会上过得并不如意。他为生活奔波，英年早逝。在文章结尾处，作者将他在学校的感叹推广到人世，这样，伯豪的死尤显沉痛。 伯豪是我十六岁时在杭州师范学校的同班友。他与我同年被取入这师范学校。这一年取入的预科新生共八十余人，分为甲乙两班。不知因了什么妙缘，我与他被同编在甲班。那学校全体学生共有四五百人，共分十班。其自修室的分配，不照班次，乃由舍监先生的旨意而混合编排，故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预科至四年级的各班学生都含有。这是根据了联络感情，切磋学问等教育方针而施行的办法。

我初入学校，颇有人生地疏，举目无亲之慨。我的领域限于一个被指定的座位。我的所有物尽在一只抽斗内。此外都是不见惯的情形与不相识的同学——多数是先进山门的老学生。他们在纵谈，大笑，或吃饼饵。有时用奇妙的眼色注视我们几个新学生，又向伴侣中讲几句我们所不懂的，暗号的话，似讥讽又似嘲笑。我枯坐着觉得很不自然。望见斜对面有一个人也枯坐着，看他的模样也是新生。我就开始和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