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部史学作品讨论了明代所谓正教与邪教的交战期间，主要门派和秘密宗教之间的冲突及各自的内部权力斗争。查良镛反对将地下宗教视为正义的农民起义、将主流门派视为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史学范式，被认为是丑化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任我行。查良镛也因此受到香港左翼人士的攻击和人身威胁，一度暂时离开香港，并中止了武侠史研究。

在1970年，查良镛开始了一项充满野心的研究计划，他打算从最早期开始，写作一部全面的中国武侠史。其第一章“越国女士的剑（Sword of the Lady of the Yue Kingdom）”顺利完成。这一章节研究了武侠史上最早的人物“越国女士”，指出她与范蠡之间的隐匿联系。不过，之后的研究由于涉及上古和中古历史，材料匮乏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查良镛最后放弃了这个宏大计划。只将“越国女士的剑”作为一篇论文发表。作为替代，他出版了一部普及的小书《三十三位武术家》（Thirty‐three Martial Artists），对公众简单介绍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武术家。

查良镛的最后一部武侠史著作返回了他所熟谙的清代研究。此即讲述清代早期武术和政治传奇人物韦小宝的传记《鹿鼎公爵传》（A Life of Duke Ludingius），这本书写了三年之久，出版于1972年。在这部巨著中，他对于清代初期的历史和秘密社团活动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刻画。该书也往往被认为是他成就最高的一部代表作。

此后查良镛脱离了武侠史学术领域，投身于报业，创办了《明报》。他在1975年仍然出版了一部历史著作《袁崇焕传》，但并不属于武侠史的范畴。在1978年他修订了自己的早期研究，并在2000年后对自己的著作再度修订，在其中他根据史学研究的进展更正了自己的许多早期观点，不过并非所有武侠史研究者都能同意这些修改。

查良镛的著作（以及其同时代的学者陈文统）奠定了当代中国武侠史研究的基础。在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