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会期望，丐帮在这一时期会有长足的发展，归根结底，这一帮会是依赖于城市和市民经济的。不过自明代中期以来，丐帮被家族政治所控制，早已一蹶不振。任我行时代的丐帮帮主解风肆无忌惮地给他的几个儿子赐予了青莲使者，白莲使者的封号。205由此解氏家族几代人垄断了丐帮的领导阶层，这一时代直到16世纪末才结束，此时丐帮已经四分五裂，奄奄一息。昔日丐帮所占有的广大势力范围也都被其他帮会所挤占和瓜分。

与南方的商业型帮会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北方的盗匪型帮会。北方的经济从来没有达到过扬子江以南的繁荣水平。并且自从17世纪以来的小冰河期导致了北方农作物的歉收和饥荒的蔓延。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自己无力依靠农作谋生，不得不投身盗匪。在17世纪20年代，出现了山东群盗、河北的青竹帮以及陕西饥民和逃亡士兵组成的盗匪集团。这些大同小异的地方性强盗集团随着帝国危机的加深而不断扩张。

兼具上述二者特点的是在东南沿海的海盗会党，其首领首先是海商李旦，在17世纪20年代中期后是号称“蓝海上的巨鲸”的郑起云，又名郑芝龙。这一集团是倭寇的继续，从事贸易，有时也进行劫掠，在中国、日本及西方各国的海上势力间游刃有余。

这些主宰江湖空间的帮会虽然有着重大区别，但也兼具共同点，即由共同利益决定的自由人（往往是武术家）的结合。门派在此不再作为决定性因素存在。一方面，传统的宗教门派，譬如武当和少林，对于把握商业体系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也难以将整个门派投入盗匪活动；另一方面，其他世俗门派逐渐被家族化，其势力仅限于本地，而对武术世界和更广阔的江湖空间难以全面把握。而其下游的帮会以更为灵活多变的形式取得了江湖空间的主导权。

这并非是说，门派对于武术世界毫无影响，只是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能力被大为削弱了。在明代的最后几十年中，最为著名的武术家仍然来自于那些受人尊重的传统门派，譬如五台山清凉寺的十力大师和铁剑门的木桑修士，而最为显赫的是华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