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结婚，在师长和妻子的影响下，他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像一个维吾尔穆斯林，这是正统的汉民族主义者所不愿接受的。仅仅几年之后，天地会的总部就逐渐从武术世界中被边缘化了。

陈家洛的授业老师袁士霄在听说鹰夫妇，特别是曾是他前任女友的关明梅惨死后，感到极为悲恸，此后心灰意懒，一直隐居不出。陆菲青不愿意随天地会躲在天山，他返回武当山的真武神庙，宣誓成为一名道教修士，称号为“无青子”，掌管了马真死后一盘散沙的武当。在数世纪前门派政治的鼎盛时期，武当掌门的显赫地位本可以大有所为，但在18世纪中叶，门派本身早已衰落，门人弟子们各行其是，无法再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活动。陆菲青只能以道教修士的身份祭祀神灵和教授学徒，长年蛰伏不出。

不过，将这一时期清廷对武术世界的政策都归结为严酷镇压是不公正的。应该说清帝国的手腕变得更为精细而多元化。与整个武术世界为敌既缺乏效率也招来危险，哪怕仅仅为了镇压武术世界的叛乱分子，也需要相当多的合作者。因此在18世纪60年代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许多知名武术家都被吸收进了清政府，担任有分量的官职，而其中主其事者就是曾被红花会所劫持的福康安。

天地会虽然劫持过福康安，但并没有对他进行人身伤害甚至过多虐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的重要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陈家洛的亲侄子，特别是二人面貌的相似，使得其他天地会成员不免有心理上的敬畏感。总之，福康安在1760年毫发无伤地被释放回北京。这段经历给这位显赫的年轻贵族造成了心理阴影，也助长了他对武术世界的好奇。

不久后，福康安主动向高宗请缨，要负责官方此后对武术世界的行动，其最终目的是将这一蕴含潜在巨大危险的社会领域彻底驯服。此后几年中，他招揽了许多武术精英，组建起超过六十人的、阵容强大的武术家集团，包括太极门的陈禹、少林的古般若、南方天龙门的殷仲翔和雷电门的褚轰等知名人物。311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个颇具声望的门派的掌门人：八极门的掌门人秦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