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我准备了晚饭，他赞美我做饭的天赋。在我洗碗时，他给我讲了一天发生的事，还问我孩子的情况。我用一只耳朵听着，通常是用那只听不到的耳朵。有时，在床上，我们也会发生亲密关系。但第二天早上我唯一能记起的，就是卧室天花板上的裂缝。我离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刮起的性解放风潮实在是太远了。之后的日子，我知道了我们马上就要结婚。真结婚。所有的这些把戏也不过是为了在正式结婚前远离闲言碎语。典礼会在一个很小的村庄举行，在尼斯的山区。

之后的那个周末，安德烈带我参观了这个著名的村庄——库尔斯古勒，这里每平方千米只有两位居民。这可是避人眼目签婚姻契约的好地方。我们坐着蓝色黛安6，艰难地沿着曲折的山路行驶到达了山顶，我觉得自己又晕过去了。等我恢复知觉时，自己正躺在汽车的后座，我的身体被前所未有的剧烈宫缩所震动。透过窗户，我看到安德烈正在电话亭里试着给他妈妈打电话。我刚刚癫痫发作，但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也一直没有被诊断。

过了一会儿，我又躺在了担架车上，这是尼斯郊区的一个很别致的诊所。“多玛夫人，您怀孕几个月了？”助产士问我。多玛夫人？她在跟谁说话？我不叫多玛夫人……不过我可不能乱说话。“四个月。”我结结巴巴地回答，每说出一个字都深思熟虑。“您确定吗？”此时此刻，经历了一个多星期的混沌，我完全明白了现实。突然，我意识到了情况的荒谬。

出了诊所，我在脑袋里盘算着。我的想法像跳山羊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我试着把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连起来看。“我和安德烈的关系就是一场闹剧。我什么也决定不了。我毫无怨言地接受安排，不工作，只是为了照顾他。还有我们的性关系，这又怎么解释呢？没什么好说的。我被困在了这个对于肉欲的科学、抽象、冰冷的定义中。坦白讲，如果爱情是这样的，就没必要被抬高夸大了。那怎么办，我会像我的生母一样离婚吗？”这个想法让我吓了一跳。“我绝不会像我生母那样做！我绝不会像她一样！”之后，我又突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把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