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就是：我的孩子在哪儿？我问我身边的人，医生，护士，助理护士，所有人。医护人员的话让我放心了。“您别担心，育婴员们把她照顾得很好。”他们向我重复道。我至少要待在医院四十八小时接受观察。因为还是未成年人，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最后出院后，我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离开我的小桑德里娜，我根本就睡不着。我担心得要命。

回到维西涅之后，我赶快回到房间，却发现摇篮空了。我差点就晕倒了。孩子在哪儿？她的东西都不见了。我疯了似的在走廊里跑着，纠缠着几个育婴员问了一堆问题，经过每个摇篮都俯身看看是不是他们把我的桑德里娜跟别的孩子弄混了。我变得歇斯底里。最后，面对我的哭喊，负责人给了答复：“我们把桑德里娜送到了安东尼的托儿所。母亲不在时，我们无权监护她们的孩子。”

失眠、担忧和刚刚经历的癫痫让我筋疲力尽。我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我的身体了。我踉跄着，每走一步都几乎要跌倒。然而，我在地铁道里跑得飞快，为了能尽快到达安东尼。经历了一个小时的路程，我终于到了托儿所的门前，我又急又冷，边按门铃边跺脚。对方告诉我现在不是来访时间。我急疯了，坚持着。最后，有个人来看我。我的脸色一定很衰败，疲惫和压力都写在了脸上。“我刚出院，想要接我的女儿，桑德里娜·皮埃尔-迪·居道尔吉。”我连环炮似的一口气说出这些话。而我得到的回答像是一记打在肚子上的重拳，让我屏住了呼吸。“您的女儿已经被送去接待家庭了。”我的心碎成了渣。我的女儿在接待家庭？这不可能，这是个噩梦。社会工作助理来妇产院建议我把桑德里娜送去接待家庭时，我把所有的文件都扔到了她的脸上。现在又有人背着我做决定。虽然我一腔热血想要避免童年的混沌再次发生，但突然间，我觉得命运对我和女儿穷追不舍，让我们重蹈家庭的不幸。我试着重新解释了自己的情况，但句子总是被呜咽声所打断，我觉得自己快窒息了。

奇怪的是，这位女士的声音最后让我有了些许平复。“您冷静一下，小姐，冷静一下。”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如果